一、案情引入

广州花都区某建筑工地，老冯做木工快二十年。他跟着相熟的包工头辗转各个工地，从没签过一份书面合同，工钱按天结算，干一天拿一天。2025年2月，工地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老冯被安排到七层外架作业面拆除模板。当天上午十点多，他脚下一块未固定牢的脚手板突然翻转，整个人从七层坠落至二层平台。工友听见巨响跑过去时，他已经意识模糊，现场安全员拨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一路鸣笛往医院赶，途中老冯呼吸心跳先后停止，随车医生持续按压抢救，到院后急诊科宣布临床死亡，诊断记录载明：高坠致重度颅脑损伤、多发肋骨骨折、失血性休克，送达医院途中死亡。一个干了半辈子木工活的人，就这样留在了他亲手搭起来的楼层之间。

二、建筑公司否认用工：人是包工头叫来的，跟我们没关系

冯大嫂是在老家接到电话的，她赶到广州时，丈夫已经躺在殡仪馆里。她找到项目部，负责人隔着办公桌说得很直接：老冯是包工头带来的人，工资也是包工头在发，跟总承包单位没有任何关系，让他们去找包工头谈。包工头一开始还接电话，后来干脆关机失联。冯大嫂去申请工亡认定，人社部门审查后认为用工主体不清、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那张薄薄的决定书，她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越看心越凉。她在工地门口蹲守了一个星期，想等一个说法，等来的只有保安的驱赶。后来在老乡的指点下，她辗转找到泽良律师，坐下第一句话就是：人在他工地上没的，怎么就成了没人管的事？

三、穿透违法分包，锁定总承包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

泽良律师接案后明确告知：人社部门的不予认定决定并非终点，在建筑行业违法分包、转包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法律早已为这类案件预留了救济通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围绕这一核心规则，泽良律师指导家属系统补强证据：一是调取了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备案信息与中标公示，锁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总承包单位；二是调取了工地实名制通道的刷脸进出记录，证明老冯长期在该项目务工；三是收集了印有项目名称的安全帽与工装照片；四是调取了包工头与项目部之间的结算流水，证明业务分包关系；五是固定了同班组三名工友的证人证言；六是调取了急救中心的出车记录与院前急救病历，完整还原事发与抢救经过。随后，泽良律师代理家属对该不予认定决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四、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

庭审中，总承包单位辩称老冯并非其直接招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由其承担任何责任。泽良律师在庭审意见中指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前述司法解释，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在违法分包情形下并不以存在典型劳动关系为前提，总承包单位将工程交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施工，即应依法对现场作业人员的工伤后果负责，这是法律对建筑行业用工乱象的矫正，也是对农民工群体最基本的兜底保护。法院经审理采纳了代理意见，判决撤销人社部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决定，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2025年下半年，人社部门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老冯的死亡属于工亡。工亡案件依法不再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认定结论直接对应工亡待遇的核算。拿到新的认定决定书那天，冯大嫂在律所会议室里坐了许久，只说了一句：总算有人认了。

五、赔偿计算：未参保单位全额自担工亡待遇

泽良律师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逐项核算工亡待遇：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即56,502元×20＝1,130,040元；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老冯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其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冯大嫂年近五十且身体不好，符合供养条件。因总承包单位从未为老冯缴纳工伤保险，上述全部待遇依法由单位自行承担。仲裁阶段，单位进一步抗辩称老冯事发时存在未系安全带的违章情节，泽良律师当庭指出：工伤认定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且工亡认定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单位不得再以劳动者过错为由对抗待遇支付。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用工事实、事发经过与待遇标准之间的对应关系。2025年年底，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总承包单位一次性向家属支付各项工亡待遇合计150余万元。签完调解协议，冯大嫂红着眼眶说：老冯走了，但至少他干的活，法律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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