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究竟算不算工伤？这是工伤认定实践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一类问题。尤其是当劳动者在加班过程中发病、或者发病后回家再送医时，人社部门往往以“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为由不予认定工亡，让本就陷入悲痛的家属雪上加霜。工亡认定到底看什么？是看发病那一刻的打卡记录，还是看劳动者实际正在为谁、为什么事情而劳作？

核心法律原则其实很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强调的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这里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应当结合劳动者实际从事工作的状态作实质性理解，而不是机械地看考勤表。本案中，广州市某物流企业分拣员王某某在夜班加班期间身体不适，坚持处理完手头工作后回家，当日凌晨在家中昏迷，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人社部门最初以“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为由不予认定工亡。泽良律师事务所工伤律师介入后，通过重构时间线与工作状态证据，突破“非工作时间岗位”抗辩，最终帮助家属成功认定工亡，获赔一百余万元。

王某某是广州市某物流企业的一名夜班分拣员，在该企业工作已有数年。由于物流行业夜间作业量大，王某某长期按照排班从事夜间分拣工作，日常考勤以班组记录和系统操作日志为准。2023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王某某像往常一样到岗上班，负责快件分拣和扫码录入。当晚作业量明显高于平日，班组临时通知延长作业时间，王某某便与其他同事一起加班处理积压快件。

据同事事后回忆，当晚十点多，王某某曾表示胸口发闷、有些喘不上气，但看到传送带上还有大量快件未处理，他只是坐下来歇了几分钟，又继续回到工位扫码、分拣。直到次日凌晨一点多，班组作业告一段落，王某某才打卡离开。回到家后，他仍通过手机查看班组群里的工作消息，并回复了次日排班安排。凌晨四点多，家属发现王某某昏迷不醒，紧急送医抢救，但最终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死亡。

家属在处理完后事后，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亡认定。人社部门审查后认为，王某某发病及死亡均发生在家中，离开单位时已经打卡下班，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遂作出不予认定工亡的决定。家属难以接受：人明明是加班时就不舒服，回家后还在处理工作消息，怎么就不算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了？

争议焦点由此产生。人社部门主张，王某某打卡离开单位后即视为下班，其死亡地点在家中，死亡时间在凌晨四点多，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关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要求，不应视同工伤。而家属的真实感受是，王某某当晚加班到凌晨，身体不适是在岗位上就已经出现的，回家后还一直在回复工作消息，单位不能只认打卡记录、不认人实际在干活。家属在多方咨询无果后，找到泽良律师事务所工伤律师寻求帮助。本案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劳动者在加班期间已出现发病征兆，下班后仍持续处理工作事务，最终在家中猝死，能否认定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

泽良律师事务所工伤律师接受委托后，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先对全案时间线进行了逐小时还原。律师发现，本案的关键不在于王某某死在哪里，而在于他发病的起点在哪里、当晚的工作状态是否一直延续到回家之后。围绕这一思路，律师确定了三个关键突破点。

第一，发病起点在岗位而非家中。律师指导家属收集了同事的证人证言，多位同事均证实王某某在当晚十点多即在工位上表示胸闷不适，这一时间点远早于其打卡离开的时间。结合当晚班组延长作业的通知记录，可以证明王某某是在加班工作期间已经出现发病征兆，而非回家后才突然发病。这直接动摇了人社部门“离开单位时一切正常”的认定前提。

第二，回家后仍在处理工作事务，工作状态具有延续性。律师调取了王某某手机中班组工作群的聊天记录，显示其在回家后仍查看工作消息、回复排班安排，时间持续到凌晨。律师同时申请调取了单位系统操作日志，证明王某某当晚的扫码分拣记录远超正常班次工作量。这些证据共同说明，王某某回家后并非完全脱离工作，而是处于加班工作的收尾和待命状态，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应当作合理延伸理解。

第三，抢救时间符合48小时规定。律师仔细核对了院前急救记录和医院抢救病历，确认王某某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在48小时以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时间要求，排除了因抢救超时导致无法视同工伤的可能。

在证据策略上，律师采取了“时间线+工作状态”双线固定的方式：一方面用证人证言、班组通知、系统日志锁定加班事实和发病起点；另一方面用聊天记录、排班回复证明回家后的工作延续性。考虑到家属情绪悲痛、不熟悉程序，律师全程协助梳理材料、撰写申请书，并对人社部门可能提出的“打卡即下班”“死亡地点不在单位”等抗辩提前准备了针对性说明。

由于人社部门坚持不予认定，律师依法代理家属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不予认定工亡决定并责令重新作出认定。诉讼中，双方围绕“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理解展开了正面交锋。人社部门坚持打卡记录和死亡地点是判断标准，认为王某某离开单位即已下班。我方则指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劳动者因工作受到伤害时获得救济，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应作机械的文义理解，而应结合劳动者实际工作状态作实质判断；王某某在加班期间已出现发病征兆，回家后仍持续处理工作事务，其发病与工作之间存在紧密连续性，应当认定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某当晚确系在单位加班，其在工作期间已出现身体不适，回家后仍通过手机处理工作事务，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发病与加班工作之间存在连续性；人社部门仅以打卡记录和死亡地点为由否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依据不足。法院最终采纳了我方观点，撤销了不予认定工亡决定，责令人社部门重新作出认定。人社部门随后作出认定工亡的决定，家属依法获得了工亡赔偿，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合计一百余万元。

拿到赔偿款后，王某某的家属说了一句话：“如果不是遇到泽良工伤律师，我们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是你们帮他把最后这段路走清楚了。”

工伤认定从来不是简单的打卡对错，而是要看劳动者实际在为工作付出什么。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面临工亡认定被拒、工伤理赔受阻的困境，不妨尽早寻求专业工伤律师的帮助。泽良律师事务所工伤律师专注工伤维权全流程，可拨打咨询电话0592-5973521，或前往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68号环球都会广场17层当面咨询。